山西煤矿停产 投资商神经被刺痛

　　2009年2月22日凌晨，山西焦煤集团西山煤电公司屯兰矿一声沉闷的爆炸声，提前终结了山西喜庆祥和的农历正月。

　　久居北京的温州乐清人刘近东（化名），在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变得极其沮丧。在刘近东看来，“2.22矿难”如同一盆冷水，把他浇得浑身冰凉——其原本进入复产程序的3座煤矿受此所累，待产时间也许变得更为漫长。

　 　无奈的停产“连坐”

　　2004年开始，42岁的刘近东先后在山西晋中投资了3座煤矿，但守着“金山”的日子并非一帆风顺。“去年我的煤矿有半年时间处于停产状态，还不算最糟。今年能开多长时间就难说啦！尤其是事故引发‘连坐’或其他原因停产，我们毫无办法。”温州煤商刘近东郁闷地说。他表示，“连坐”是指山西一旦某矿发生安全事故，当地煤矿全部停产整顿的不成文的惯例。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官员的调整，中央、地方重大会议召开，都会导致一些煤矿的停产。

　　被外界指为山西矿业“潜规则”的“连坐”法，在山西煤炭行业盛行已久，对于长期存在安全积患的煤矿生产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但也有专家称，这种“一人生病，全家吃药”的做法，有其积极的一面，也存在许多弊端。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贾桂梓认为，“连坐”法属政府无奈之举。“任何一起矿难都是个案，但许多煤矿必然存在着共性的隐患，全停下来不仅对其他煤矿有警示作用，也是为了避免同类事故的再次发生。而几千座煤矿难以逐一排查，宁可‘错杀’也不能漏掉一个有隐患的。所以‘连坐’是不得已而为之。”贾桂梓为记者剖析政府之难。

　　“‘问责制’的高压态势下，谁敢大意？”山西某产煤县县长也如是表态。

　　其实在早前，山西有关方面就认识到“连坐”的不合理性，并开始加以规范。许多地方的“连坐”或“随机性”停产已十分注重尺度和讲究策略，用制度去“停”不达标的煤矿。

　　据记者了解，去年6月13日，山西吕梁孝义市安信煤业发生重大炸药爆炸事故后，孝义当地煤矿全部停产，但吕梁市把“连坐”的范围缩小到“不符合规定、存在安全隐患的矿井”。

　　山西某市煤炭工业局某领导认为：“‘连坐’及‘随机性’停产让许多中小煤矿老‘沾光’，主要还是其办矿水平低，安全软硬件不过关造成的。在‘减少煤矿数量，提高办矿水平’的大方针下，许多小矿的存活将更为困难。”

　　从2008年12月起，山西省30万吨以下的小煤矿几乎全被关停，截至目前复产煤矿寥寥无几。大部分中小煤矿的投资人与温州煤商刘近东一样，在此次屯兰重大事故后，都对复产前景并不看好。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2.22矿难”后山西省的煤矿复产复工验收工作正在有序展开，但复产复工的要求明显相比之前要苛刻许多。

　　“一人生病，全家无需吃药，只让有相同症状者吃药才符合科学发展观。”贾桂梓提出自己的看法，“是否可以对中小煤矿实行分级管理，在事故发生后只对相应等级的煤矿停产整顿，把波及面缩小，做到各方利益的兼顾。如果煤炭市场低迷需限产保价，政府应多进行宏观指导，少一些行政干预，像焦炭一样，用市场的手段去限产或停产也许更为妥当。”

　　只停产不监管亦藏安全隐患

　　刘近东认为，中小煤矿的长期关停，与安全事故也存在必然联系：“温州煤商的融资渠道与山西本地煤商不同，大部分是民间借贷，或是为数众多的亲戚朋友、地下钱庄，还款压力很大。如果煤矿长期关停，不仅没有收益，相反还要支出大量费用。所以一旦复产，许多人定然会超负荷运行，以弥补停产损失，这种情况下，安全能有保障吗？”

　　尽管把“安全无保障”与关停整顿直接联系起来显得颇为荒谬，但从事矿业多年的山西中阳某矿长认为，长期停产确实可能影响到煤矿的安全问题，“煤矿停产如同久无人居的房子，需要经常清理，不能停水、电、风等，否则安全隐患很大。”

　　而且，如果只下达关停指令而监管不到位，“煤炭市场好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越关越乱的局面。利益刺激下，有的煤矿为了逃避监管，在井下打密闭，关掉通风设备偷着干；有的矿开足马力蛮干，包工队、工人都是按出煤吨数计酬，都想多出煤；还有的在井下私藏火工用品，安全问题全扔到脑后了。”山西本地一矿长直言。

　　作为长期研究山西能源领域的学者，夏冰研究员表示：“山西中小煤矿事故多发，一方面是私营矿主追求利益最大化造成的，另一方面与我们长期的产业政策有关。许多人觉得产业政策不稳定，对政策缺乏信心，在投资心态上发生了变化，重短期利益，滋生了‘能干一天算一天’的想法。”

　　安全，山西一省之重

　　夏冰所说的“不稳定”，与煤炭产业在山西的地位不无关系。

　　“上海是在十棵摇钱树上摇钱，而山西是在一棵树上摇钱。”夏冰研究员形象地概括了山西“一煤独大”的悲哀。

　　山西煤矿从业人员多、中小煤矿数量多、涉煤管煤部门多、煤炭上下游产业多……正是由于山西对煤炭的过度依赖，煤炭成为山西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产业，安全自然成为山西一省之重。作为煤炭大省，抓安全一直是山西历任主政者的头等大事。

　　2004年，肇始于山西临汾隰县梁家河煤矿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的采矿权改革初露端倪。因煤矿层层分包、产权不清，时任山西省长的张宝顺现场拍板，确定临汾为山西省“煤炭采矿权有偿使用”试点城市。2005年张宝顺转任山西省委书记，继任者于幼军开始将改革全面推开。

　　“矿权改革”缓解了山西岌岌可危的安全形势，但中小煤矿矿难依然时有发生。

　　2008年9月，山西出台了《加快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支持国有大集团作为主体，兼并重组中小煤矿，希望将安全责任转嫁到国有大企业。因推进难度大，加之“9.8溃坝事故”后原省长孟学农的离任，该方案一度陷入僵局。

　　“抓经济发展是政绩，抓安全生产也是政绩”，2009年1月15日，新当选山西省长的王君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安全与发展同等重要。

　　履任半年中，“矿业专家”王君抓安全先从细节入手，在人员结构上强调专家“治煤”和行家抓安全生产，并在制度上完善了领导机制、事前预防、联合执法、督查落实、问责反腐等各个方面，力争堵塞所有隐患漏洞。

　　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贾桂梓表示：“山西煤炭产量大，生产力水平又处于较低水平，所以要客观看待山西发生矿难。但总的来说，这两年煤矿安全形势还是趋向好转，全省安全生产状况总体平稳。”

　　记者从山西省安监局获悉，山西省去年共生产原煤6.5亿吨，各类煤矿共发生死亡事故120起，死亡303人，为国家下达控制指标的75.7％。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0.46(全国煤炭产量为27.2亿吨，死亡3215人，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1.18)，煤矿安全控制指标创历史最好水平。

　　“2.22矿难”的发生深深刺痛了山西主政者的神经。在紧盯“游击队”的同时，“大兵团”又重新进入主政者与监管者的视野。

　　事实上，在2008年年底的“科学发展观征求意见会”上，王君曾提到不仅要管好小矿，大矿也不能麻痹大意，大矿出事就是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