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慷慨解囊难治光伏产业阵痛

　　近日，超日太阳的控股股东倪开禄及其女儿与青海国资签署协议，后者将收购倪氏家族35%的股权，超日太阳将改姓“国有”。这对于深陷重重困境中的超日太阳来说，青海国资无疑是“救世主”。

　　而在此前，新余、无锡两地的国资已先后接盘了同样深陷困境的赛维LDK（LDK.NYSE）和尚德电力（STP.NYSE）。

　　国资纷纷入股光伏企业，意在救急与“输血”，避免企业倒闭，这是因为光伏企业与地方有太多的利益重合点——新能源产业是不少地方主打的“名片”，不单单是用工大户、纳税大户，更是当地力推的明星企业乃至形象工程，自然不能说垮就垮。地方国资实力雄厚，关键时刻帮一把，既解围企业，又利好地方，看上去似乎是皆大欢喜。然而，国资“输血”虽能缓解光伏企业的燃眉之急，却不能增加国内外的需求，也不能改变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更不能提高一家企业或一个行业的自生能力。

　　所谓的产业阵痛，本是市场自发地“调结构”，是对过往畸形发展的一种矫正。因此国资慷慨解囊，并不能帮助光伏行业真正走出这个产业阵痛期。

　　这些年来，光伏产业头顶着“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等令人目眩的光环，成为某些地方政府的“宠儿”。客观分析，光伏产业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两个“扭曲”之上：第一个“扭曲”在生产端，包括廉价劳动力、高能耗、高污染、出口退税等等；第二个“扭曲”在需求端，各国巨额的补贴刺激了光伏电站建设，如果减少或取消补贴，这些光伏电站不具备成本优势，将无法运营。而国资大规模的“输血”，极有可能造成第三个扭曲——那些未拥有核心技术、不具备产业竞争力的企业依然能够存活，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失灵。

　　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依赖于需求和技术的双轮驱动。光伏产业的市场需求是“扭曲操作”，而技术瓶颈（主要指多晶硅和薄膜的转化率）也难以克服，双轮无法驱动，在这种情况下，打着“新技术革命”旗号的产业无法获得实质性发展。这是典型的技术成熟度曲线（the Hype Cycle）。1995年，高德纳咨询公司（下称“高德纳”）提出这个概念。高德纳认为：新技术或新应用需要经过五个阶段，即技术诱发期、期望释放的顶峰、失望的山谷、顿悟的斜坡、生产力的高地。在诱发期，新技术被人描述了一幅令人无限畅想的美妙前景，媒体的曝光率最高，资本市场对此更是炙手可热，形成巨大的泡沫，泡沫最后崩裂，产业陷入低谷。紧接着发生了生产力革命，或找到新的商业模式，新技术最终登上了“生产力的高地”。从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再到2010年谷歌、亚马逊、Facebook等巨头的崛起，美国互联网公司的发展历程，印证了高德纳的技术成熟度曲线。

　　现在的光伏产业正处于“失望的山谷”，必须攀爬“顿悟的斜坡”。斜坡有多长，斜率有多大，取决于光伏行业的“顿悟”，而“顿悟”是建立在新技术革命及新商业模式之上。举例来说，3G网络自2000年开始建设，但预想中的信息社会却迟迟未到，“信息高速公路”上始终车辆稀少，运营商背负着沉重的成本，直到2008年苹果公司推出了革命性的产品iPhone，引领风潮，移动终端成为核心引擎，才引爆了整个产业的急速增长，这创造了巨大的流量需求，反过来牵引或挟持着宽带的建设。

　　中国的光伏产业要走出“山谷”，走向“高地”，走出一条技术成熟度曲线，需要冷静的反思，寻找创新性的技术路径，创造需求，从这两个角度寻求突破，这是破解光伏产业困局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