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可再生能源投资需跨越三大障碍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近日在其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总部发布报告称，政府通过实施明智的政策来向私营投资者开放能源市场是激发非洲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潜力的关键。

　　非洲的困境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2011年的统计数据，撒哈拉以南的48个非洲国家（南非除外，下同）总的发电能力为3万兆瓦，仅相当于阿根廷一国的发电能力。由于一系列原因，特别是电厂老化和缺乏维护，这3万兆瓦发电能力中目前约有四分之一不能工作。因此，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电力普及率仅为24%，为全球最低。农村地区情况更糟，电力普及率仅为8%。该地区85%以上的人口还主要依赖树枝、干草等生物质能源。

　　报告指出，要满足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支撑经济发展，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每年需要新建7000兆瓦的发电能力。为此，每年需要动员41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相当于该地区国家GDP（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6.4%。因为这些国家在能源领域的有限资金目前主要用于已有电力基础设施的维护和运营，用于支持长期项目来解决电力供应短缺的资金就少得可怜。毫无疑问，在电力投资方面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要解决这个问题，动员私营资本和投资是关键。但由于传统上该地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主体是政府，私营资本在该地区能源领域的投资变得越来越不活跃。

　　报告认为，除非作出更强有力的承诺，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来逆转上述趋势，否则至2030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半居民仍将生活在没有电的困境中，依赖传统燃料作为家用生活能源的人口比例将处于世界最高水平。这将严重阻碍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唤醒沉睡的资源

　　报告指出，非洲大陆拥有丰富的、未开发的可再生能源，完全可以提供大多数所需的新电能。如佛得角、肯尼亚、马达加斯加、苏丹、乍得等国拥有特别可观的潜力。根据非洲发展银行的研究，毛里塔尼亚的风能潜力几乎是其每年所需能源的四倍，而苏丹的风能潜力可以满足其年度所需能源的90%。这为提高当地能源安全与建立地区市场提供了契机。

　　如果考虑到化石燃料所带来的间接的负面影响，可再生能源则更具有竞争力。包括肯尼亚、塞内加尔在内的一些非洲国家，需要花费其一半多的出口收入来进口能源。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大规模开发自己国内的可再生能源，不仅可以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同时可以减少由于化石燃料开采、加工与燃烧所导致的公共健康风险，包括非洲家庭普遍使用的传统炉灶所产生的烟雾的吸入，这些室内排放的烟雾每年导致全球190万人死亡；同时炉灶产生的“黑炭”也是导致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跨越传统的能源模式，直接向清洁能源转型，由此可以有力地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署执行主任阿奇姆·施泰纳说：“非洲大陆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如果正确的公共政策得以实施，那么非洲人民就会拥有新的发展未来，数百万人的生存方式与生活质量将会得到改善。”

　　跨越三大障碍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研究报告显示，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进行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障碍主要有三个：成本、结构与风险。

　　报告指出，在降低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高成本方面，政策激励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如在肯尼亚，政府于2008年采取上网保护电价政策，以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在全国的应用。这项政策预计会带来1300兆瓦的额外发电能力，约为肯尼亚目前发电能力的两倍多。

　　在乌干达，由于建立了专门管理清洁发展机制的制度和机构，从而成功促进了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活动。2008年，乌干达已建成的发电能力为550兆瓦，其中水利发电为315兆瓦。至2010年，乌干达还有300兆瓦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正在申请清洁发展机制，其中包括生物质发电等新领域。

　　报告指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村地区，只有2%到5%的家庭可以连接到电网。因此，相对于扩充现有电网来说，利用小型风能、生物能与家用太阳能系统等作为获得电力的途径，是非常节约成本的。

　　报告认为，第二个主要障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能源市场的结构缺陷，比如，由于企业垄断，能源领域的后来者和新发明很难进入市场与电网。为此，政府应该改革能源部门，制定更高水平的分散经营政策，使后来者更容易进入；鼓励第三方及私营独立电力生产商进入可再生能源市场，激励他们贡献该领域发展所需的特殊专业技能。

　　第三个阻碍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因素是在撒哈拉以南很多国家存在的风险问题，包括政治风险、监管风险与商业风险。报告指出，尽管这些风险比较复杂，但如果运用现在已有的风险缓释工具，这些风险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被有效地降低。

　　目前已有8个非洲国家制定了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目标，包括毛里求斯（至2028年达到65%）、佛得角（至2020年达到50%）、喀麦隆（至2015年达到50%）。报告认为，这些目标是所有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关键成分”，因为它给私营投资者提供了明确的信号，有利于调动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