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经济网】核废料难题求解

　　2011年可谓是核电的多事之秋，福岛核事故让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绷紧的神经尚未松弛下来，9月12日，法国南部马库勒核电站附属设施一座处理核废料的炉子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再一次引起全球骚动。当天，国际原子能机构迅速做出了反应，其总干事天野之弥称，这起事故凸显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通过并实施“核安全工作计划”的紧迫性。该机构9月12日至16日举行理事会会议，议程之一是审议并通过“核安全工作计划”草案。

　　
　　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这一次反应也出奇地快，由于爆炸的核废料处理中心隶属于法国电力公司，中国企业与法国电力有合作的项目迅速展开了检修。
　　
　　“法国核废料处理事故对全球核电发展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强了各国对核电安全的担忧，中国亟需一部新修订的《核安全法》。”中投顾问新能源行业研究员沈宏文说。
　　
　　的确，法国事故势必会加速中国核安全法规的尽早出台，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副组长汤紫德透露，核安全法规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可能出台。
　　
　　迟迟无法出台必定有其背后的缘由。汤紫德说：“很多标准一旦固定下来，影响将很大。比如，现在二代核电站防止核电严重事故的要求是万分之一，三代的设计标准就是千万分之一，新的标准一定是规定在千万分之一。那么，二代和二代改进的机组都需要改造，工作量非常大。”
　　
　　目前，我国运行的核电站全部是二代技术，在建的28台中大部分也是二代或二代改进技术，“目前已经建好的核电站没办法改造，要达到新标准只能推倒重来，重新做反应堆，那是不现实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采取行政措施，加强人为的防护检测，来保证安全。”汤紫德说。
　　
　　争议核废料
　　
　　目前，法国核废料处理中心的事故已经查明。根据法国核安全局和法国电力公司消息称，该事故是一项工业事故，而并非核事故，事故并未造成核泄漏及化学制品泄漏。
　　
　　“就跟普通的油罐爆炸一样，金属材料受到放射物影响，在熔炼炉里融化了，引发爆炸。”汤紫德说，一提到核就无限度放大势必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对核废料反对呼声最高的是德国，自从法国每年都运送核废料到德国储存后，德国人的游行就没有停止过。这一次，仅仅是法国爆炸六天后，德国著名的企业西门子便声明从此退出核电领域。
　　
　　汤紫德介绍说，核废料不能一概而论，而是按照放射性的强弱分为三种，高放废料、中放废料和低放废料，后两种在核电站可利用压缩、固化等方式就地处理，在较偏僻的地方建废物库，通过稀释就不存在了。高放废料则必须是专业机构来处理，现在国内是中核负责的，技术要求非常高。国际上还在不断开发和完善，中国也在研究。
　　
　　国际上的反对之声多针对高放废料，即每年从反应堆里取出来的乏燃料，放射性很强。目前，包括美国在内，都是采取专门的容器和仓库进行储藏。但是这部分高放废料是可以回收利用的，可提取核燃料在反应堆里应用，甚至还可以做核武器。由于目前技术不太成熟，所以储藏起来以待将来技术成熟后再利用。
　　
　　当然，“对于这部分高放废料要长期检测。只要措施得当，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现在我们的核电厂每年都换料，换出来的燃料在工厂中有个乏燃料池，乏燃料池里储藏一段时间后，衰变热慢慢递减，递减到一定程度再装进乏燃料罐里储存。”汤紫德说。
　　
　　对于高放废料的存储，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理事长张华祝则提出，包括法国在内的多数国家都是采取玻璃固化储存的方式，并非直接不加处理的存储，而是通过化学处理后把一些长寿命的东西(如：镎-237、镅-241、锔-242)分离出来，再放到反应堆里用，同时把大量的元素分离出来，变成高放废液，液体要变成固体，做玻璃固化处理。当然，并非全部如此，北欧的一些国家如芬兰、瑞典，乏燃料是不处理的，包装起来，但这种包装非常复杂，很多层，包括很多青铜容器，外面再加以包装。
　　
　　我国采取的处理方式跟法国一样，“我国正在西北甘肃地区尝试地下实验室，这个研究列入了国家的规划。同时建设相应的工程设施，可有效保证高放废物的妥善处置，不会成为核电发展的瓶颈。预计2030年前我们的技术会发展到可以利用的程度。除了研究这些，还有分离三变等技术也在做科研，成功的话，会使得令人担心的高放废物得到缓解。"十二五"期间，我国会继续加大对核废料处理的投入，2020到2030年间核废料处理厂会逐步健全，地下实验室也应该在2030年前完成。”张华祝说。
　　
　　据沈宏文介绍，当前中国已经建成两座中低放射核废料处置库，至于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库的建设则需要很长的时间。由于中国目前的核废料存量规模不大，因此在处理方面尚不存在重大问题。即使到2020年中国实现核电装机容量7000万千瓦的目标，届时所产生的核废料也只有3.85万立方米，而目前德国的年均核废料已经达到了10万立方米。
　　
　　事故加速核安全立法
　　
　　无疑，核废料的安全争论再次敲响了警钟，核安全立法不得不提速。
　　
　　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国际原子能机构于2011年6月召开部长级核安全大会，并通过大会宣言，秘书处根据这份宣言和成员国承诺，制订了“核安全工作计划”草案，这是“核安全工作计划”的来源。其主要内容包括对核电站安全薄弱环节做出评定、加强原子能机构同行评审、加强应急准备和响应等。该计划对成员国的核安全评估、核安全标准制定、危机应急等均做出了规定，理论上对其151个成员国适用。中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成为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国，并派出了常驻代表，此时，中国的核安全法规也提上了日程。
　　
　　这次事故，反应最强烈的应该是法国和德国。采访中，众多专家均认为，法国事故不会阻碍中国核电的发展，经过福岛核事故以后的中国已经少了些许恐慌，多了一些理智。
　　
　　但是，沈宏文说：“相对于各种爆炸传闻和安全论而言，目前中国的核安全立法体系缺失，没有一部关于核安全方面的成文法律法规，这才是最大的隐患。”
　　
　　的确，我国始于1984年的《原子能法》一拖27年没有实质性进展，与核电发展密切相关的《核安全法》也是了无踪迹。在当前行业规模较小的情况下，法律缺失所造成的影响相对有限，但是随着国内核电产业的快速发展，加快制定核安全法律法规已是当务之急。
　　
　　而新的核安全法规中对于预防和应对核严重事故的规定势必成为焦点，中国各界对此更是倍加关注，汤紫德坦言，因为如若按照新标准，我国已经运行的十几台核电机组中没有一台是合格的。
　　
　　虽然福岛核事故以后，中国所有的核电站都进行了检修，并声明没有任何安全隐患，但是预防和应对核严重事故系统低于标准1000倍是不争的事实，这也一直成为很多核电专家心中的痛处。
　　
　　“不管是二代技术还是二代改进技术，对于预防和应对核严重事故方面是相同的数据，均没有办法改造，除非推倒重来，现在通用的方案就是行政措施，人为地加强监管。正在建设的那些二代加机组就必须改造了，不然不批准其装燃料投运。”汤紫德不止一遍地重申这个在他看来很严重的事实。
　　
　　我国的核安全立法应该追溯到2004年，也相对完善。汤紫德坦言，二代技术的机组连我国七年前的标准都达不到，更何谈新的国际标准?
　　
　　既然没有达到2004年颁布的安全标准，为什么却通过了相关部门的审批?
　　
　　“执行不力!首先是审批部门可能过分强调核电的大发展和经济效益而使得审批太宽松;再者，监督的机构也没有强硬起来;第三，作为执行方的企业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汤紫德说。
　　
　　与之前大力发展核电的说法不同，十七届五中全会高调提出要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高效发展核电，把保障安全放在了突出的地位。“怎么保障安全?就是不仅仅要立法，而且要遵守法规。在国际上核能合作伙伴都意识到中国的法制不健全，因此，对于比较敏感的问题，谈合作时人家就不愿意跟我们谈。”汤紫德说这才是我国核电界真正的“远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