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尤金表示:石油市场已达“临界点”

    纽约、伦敦市场原油价格先后创出每桶135美元新高。最近六个月，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了50%，而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却波澜不惊。针对近期市场中“油气价格即将放开”的传言，国家发改委5月22日在其网站上澄清，“这一说法毫无根据”。

　　然而，正视高油价的现实，理顺国内市场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允许汽柴油价格上调，对中国已是刻不容缓。

　　2007年，中国进口原油1.63亿吨，进口量占原油总消费量的46.6%。在经济高速增长，需求旺盛的背景下，2008年的原油进口规模和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上升。即使考虑人民币升值和国有石油公司在海外取得份额油的因素，中国为石化类能源支付的成本也已经大幅增加。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加油站不变的价目表只不过将这一代价由显性转为隐性。原油价格上涨的成本在炼油环节中消化，其结果是中石油和中石化的炼油厂亏损经营，并获得巨额财政补贴，民营炼油企业则陷入困境。

　　国际能源署（IEA）5月13日发表的报告预计，2008年中国为补贴油价内外倒挂，付出的成本或将高达450亿美元。这相当于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5.2%。无论国有资产减盈、财政补贴还是返还增值税、石油特别收益金，最终买单的都是全体纳税人。

　　2005年，高盛分析师Arjun N. Murti曾预言油价将达到100美元/桶。日前，他再度预测油价将在两年内突破200美元/桶。面对不断飙升的国际油价，继续管制国内市场成品油价格，将使中国经济面临巨大风险。

　　其一，低油价放大需求，抑制供给，加大了能源供应缺口。尽管发改委三令五申，大量炼油企业仍以设备检修等形式，削减成品油产量以减少亏损。日前，浙江、河北等五个省市，再度出现了柴油供应紧张，司机排队数小时加油的局面。频频出现的“油荒”正对国家的能源安全构成威胁。

　　其二，成品油市场形成双寡头垄断，将抬高全社会的能源成本。不享受政府补贴的民营炼厂、加油站纷纷倒闭，或被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收编。成品油生产、供应领域日益缺少竞争，其真实成本将难以测算。政府为保障供应只能对垄断企业的“亏损”予以“实报实销”。缺乏成本约束的企业，其低效率经营将给财政带来沉重负担。

　　其三，成品油价格补贴“劫贫济富”，有悖社会公平。能源价格中包含财政补贴，消耗更多的汽油就意味着占有了更多的公共资源。这样相当于无车族补贴有车族，小排量经济型汽车的用户补贴高油耗豪华车的用户。明显与公共财政转移支付，缩小贫富差距的职能背道而驰。

　　其四，扭曲的价格信号误导经济发展方向，不利于实现节能、环保的目标。低廉的能源价格客观上鼓励了高能耗、高浪费，同时加剧了环境负担。结束价格管制，经济才能对高油价做出反应，节约用油，提高燃油使用效率。今年一季度，美国对海外原油的依存度三十年来首度出现下降，便是一例。

　　借口抗震救灾和控制通胀，反对放开成品油价格的观点似是而非。无论为保障救灾和灾区重建，还是保护农民、城市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政府有责任也有能力对成品油的产、供、销进行干预。通过对救灾、农机、发电、供暖和城市公交用油给予专项补贴，完全可以达到干预目的，这并不支持对全社会的成品油消费进行补贴。

　　事实上，需要补贴的能源消费占全部能源消费的比重很小。变“暗补”为“明补”，既可以减少财政负担，又可以令真正需要补贴的群体最终受益，效率与公平得以兼顾。价格管制只能隐藏而不是消除通胀压力。惟放开油价，CPI才能更准确地反映通胀程度。成品油价格将迅速上行，抑制需求和投机，从根本上缓解通货膨胀。
　  剑桥能源研究协会丹尼尔尤金(Daniel Yergin)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目前的油价水平将我们带入了一种新境地：“临界点”(Break Point)。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油价会攀升到什么高度？”而且还有“它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反应？”是不是到了这样一个节点——石油已开始失去在运输业中近乎完全主导的地位？

　　是的，当前高企的油价可能是几年来全球经济卓越增长引发的一种需求冲击，因此，相比于上世纪70年代那种中断带来的供应冲击，它要更为温和。但美元贬值造成的美元冲击，以及金融投资者将石油（及其它大宗商品）作为一种资产类别进行投资，放大了本轮需求冲击的效应。

　　现在逐步呈现出来的，是一次石油冲击。在经济增长强劲的背景下，世界可以从容应对每桶80美元的油价。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在信贷危机时期上涨60%的价格会轻易被消化掉。经济代价正在上升。航空业当然受到了冲击，它们开始经过检查的行李收费，以期找到转嫁最大成本的方法。汽车生产商脚步踉跄。零售商在竭力跟踪顾客日渐缩水的腰包。食品价格的上升，部分反映了能源成本上升的影响。

　　你也许会想：石油供给方面应该做出反应。不过，这里存在三大障碍。第一个是时间。这些高企的价格形成时间不算很久，而新增供应的开发需要许多年的时间。第二个障碍是获得新资源。第三个因素是成本方面的现状。公众关注的是油品零售价格，但石油业全神关注，有时甚至感到备受困扰的，是自身成本的上升速度——远远超出了总体通胀率。艾曲斯(IHS)公司旗下剑桥能源研究协会(Cambridge Energy Research Associates)的上游资金成本指数(Upstream Capital Cost Index)是油田的消费价格指数。该指数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4年，开发新油田或气田的成本上升了一倍多。一些成本的上升幅度更大：4年前，一艘深海钻井船的日租金可能是12.5万美元，如今已升至60万美元以上——前提是你能找到。

　　每一样东西都面临供应短缺：人力、设备和工程技术。由于1986年和1998年的萧条带来价格的暴跌，石油界出现了一代人的断层。不出10年，一半以上的石油专业人士都要退休。今年，石油工程专业毕业生的起薪，可能会超过到华尔街上班的常青藤联盟(Ivy League)的毕业生。这种人力与设备上的竞争，使得成本急剧上扬。这些成本和短缺目前正在延误新项目的建设和投产。

　　除了世界上那些燃料零售价格受到控制或补贴的地区，需求方面已经对新价格作出了反应。要改善供应状况，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国际能源总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在未来供应方面的工作正在引起关注。但国际能源总署传递的信息，并不是资源不存在。而是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由于各种成本的上升，以及各国政府限制石油获取或是推迟决策，导致所需投资遭到“拖延”——不能及时进行。

　　此事突显了遭受石油冲击期间的基本要求：鼓励可以缓解压力的及时投资。这意味着鼓励资源所有国进行高效决策，为能带来新供应的综合项目提供便利。关注能带来不同的一个例证是，美国对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Baku-Tblisi-Ceyhan)输油线路的支持。没有这条日输油70万桶的新管线，我们就不会有这些额外的石油流入地中海地区。

　　在考虑征收“暴利税”或其他新税种时，需要想到油田成本不断上升的影响，以及鼓励投资的重要性。无论这些税种在政治上多么有吸引力，其效果都会是限制投资，导致生产水平低于不征税时的情况。

　　两年前，剑桥能源研究协会建立了自己的“临界点”设想，以此探究供应中断和开发延误如何将导致油价升至120至150美元。它当时没有完全预想到成本快速上升的影响，而且根本没有料到美元会贬值，并因此刺激投资者纷纷转向石油。这个设想中的真正问题是：人们会对如此高的价格做出何种反应？石油会不会失去魅力？

　　从公共政策、技术、消费者反应和公司战略来看，问题的答案已经开始显现。2007年末，当油价首度冲击100美元时，美国国会通过了32年来首部要求提高汽车燃油效率的法案。消费者现在想买的是节油型车辆，而不是运动型多功能车。混合动力车正从边缘地位迈入主流，针对电池技术问题的协同作战也已经展开。

　　尽管随着食品价格的上升，生物燃料遭到了更强烈的反对，但生物技术介入能源业务的程度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生物燃料将会越来越多地成为汽车燃料的组成部分。如果“甲醇”是一个国家，那么按产量增幅计算，这个国家去年可以在世界各国排名第五。

　　“临界点”已经到来。石油正在失去在地面运输中几近完全主导的地位。它不会很快消失——它是如此便利，使用范围如此之广，因此主导地位还会继续维持许多年。然而，对燃料效率的追求会巩固其他能源的地位，让它们在运输市场上以前所未有的态势与石油分足鼎立。

　　尽管随着食品价格的上升，生物燃料遭到了更强烈的反对，但生物技术介入能源业务的程度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生物燃料将会越来越多地成为汽车燃料的组成部分。如果“甲醇”是一个国家，那么按产量增幅计算，这个国家去年可以在世界各国排名第五。

　　“临界点”已经到来。石油正在失去在地面运输中几近完全主导的地位。它不会很快消失——它是如此便利，使用范围如此之广，因此主导地位还会继续维持许多年。然而，对燃料效率的追求会巩固其他能源的地位，让它们在运输市场上以前所未有的态势与石油分足鼎立。　　

　　本文作者著有《奖品：石油、金钱与权力的世纪大搜寻》(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是剑桥能源研究协会主席。